传统中国画中的男性身体大致可分为两种典型范式：阳刚健硕型与清瘦儒雅型。这两种范式看似对立，实则共享相同的文化逻辑，即通过规训身体，消解其感性特质，服务于道德与权力的视觉叙事。
阳刚健硕型多见于与权力、劳动或神圣秩序相关的意象中。例如，韩滉《五牛图》虽以耕牛为主题，但其筋骨嶙峋的牛身不仅表现了农耕动物的力量，更隐喻了“以劳致刚”的儒家德性理念。牛的健硕体态象征着勤劳、耐力与服从，映射到男性身上，则是忠于职守、为社会秩序服务的理想形象。类似地，武宗元《朝元仙仗图》中的仙官形象肩背厚重，肌肉被甲胄层层包裹，身体的力量被转化为神圣守护者的具象化表达，而非肉体魅力的展示。这种对力量的视觉呈现并非为了凸显个体身体的吸引力，而是服务于秩序、忠诚与天命的宏大叙事。仙官的肌肉被甲胄“封闭”，既是对身体感性面向的压抑，也是对神圣权力的视觉强化。
与阳刚健硕型相对，清瘦儒雅型更偏重于“文德”与精神气质的象征。李公麟《西园雅集图》中，文士身着宽袍大袖，身体轮廓被衣饰掩盖，呈现出清瘦而飘逸的形象。这种身体的“隐匿”并非技法上的随意，而是儒家修身理念的视觉体现。宽袍大袖遮蔽了肉体的具体性，突出了“风骨”与“气韵”的精神特质。同样，《李白行吟图》中李白的身体几近虚化，形如烟雾，象征着超脱凡俗与克己修身的理想状态。清瘦的身体并非因贫弱而存在，而是伦理修养的结果，体现儒家“有骨气”而非“有肉欲”的男性理想。这种形象在宋代文人画中尤为突出，如倪瓒、马远笔下的高士形象，身体轮廓模糊，五官淡化，呈现出一种抽象的“君子”图式，凸显了道德与文化的优先性。
然而阳刚健硕与清瘦儒雅两种范式背后，是儒家与道教共同主导的“去感性化”规训机制。这种机制通过压抑身体的感性特质，将男性身体转化为道德与权力的象征器，剥离其作为个体欲望载体的可能性。
在儒家语境中，身体不仅是生理存在，更是德行的外化表现，必须服从礼法、压抑感官。“克己复礼”的理念要求男性通过自我约束，将身体塑造成符合社会伦理的工具。关羽形象在传统绘画中的反复出现即为一例。关羽的肖像画（如《关公图》）并非强调其外貌的俊朗，而是通过威严的姿态、赤面长髯与青龙偃月刀的符号化描绘，将其塑造成忠义精神的视觉化象征。肉体的“肉”被抽象化为忠、义、礼的道德符号，身体的感性维度被系统性地压抑和取代。
道教则从另一角度赋予男性身体神秘的秩序感。在《朝元仙仗图》中，仙官的肌肉虽具肌理，但被繁复的衣饰与甲胄层层包裹，削去了凡俗的触感与情色意味。这种对身体的“封闭”处理，使男性肉身成为半神半人的存在，脱离世俗欲望，获得“神性”光环。道教的修炼理念强调“炼形”与“养气”，要求男性通过节制感官、修炼身体，达到与宇宙秩序的合一。这种理念在绘画中表现为对身体感性特质的刻意淡化，强调其作为神圣符号的功能。
且中国画学传统中的“画骨不画皮”原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去感性化的视觉逻辑。文人画大师如倪瓒、吴镇、马远等，在描绘高士或文人形象时，往往以寥寥数笔勾勒出飘逸的身形，五官模糊，身体与个性被双重压缩，只留下抽象的“君子”意象。这种技法选择并非单纯的艺术风格，而是文化权力的视觉表达。身体的温度、质感与欲望被系统性地从画面中删除，男性被规训为抽象的理想形象，而非具有感性复杂性的个体。
*逐渐po一些以前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