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郑微岚的人格结构中存在着深刻且复杂的缺陷。
观众首先被告知，“妈妈也不在了，妈妈给我读过的那些书好像也都被扔掉了。”早年丧母，母亲遗留的文学作品成为他精神世界的基石与枷锁。这一背景绝非可有可无的装饰，而是其全部悲剧的第一因。这些书籍象征着一个已逝的、被理想化的“符号界”（借用今日精神分析之术语），一个充满意义与认可的世界，他渴望进入却始终感到被排除在外。无论是在日本留学时因书被踩而冲动动手遭退学，还是归国后在家中找不到容身之处的孤寂，他对文学的热爱与自我实现的渴望，遭遇的是来自父亲（“只知道钱的势利眼”）和外部环境的持续否定与忽视。长期的情感营养不良，如同生长在贫瘠土壤中的植物，必然导致其心灵的发育不全——其核心症状便是根深蒂固的自卑。
这种自卑并非美德意义上的谦逊，而是一种主体性的缺失。当李灵等人主动提出想看他的稿子时，他的退缩（“我现在写的还不够好”）并非出于礼貌，而是一种深刻的恐惧：他恐惧自己真实的、名为“郑微岚”的内核一旦暴露于审视的目光下，将被证实为毫无价值，甚至连同他本人在编辑部得以栖身的卑微资格也将一并失去。更具悲剧性的是，当海鸣先生误将“夏光”认作一位女性并为之倾心时，微岚选择了沉默和将错就错。他不敢澄清，因为在他内心严酷的法庭上，“郑微岚”这个名字早已被裁定为“不配”获得如此关注与爱慕。他的沉默是其内在批判者取得压倒性胜利的宣言。
若郑微岚仅止于自卑，那么他或许只是一个令人同情又稍被人厌恶的边缘人。但其人格的戏剧性张力在于他对这种内在匮乏进行了一场创造（亦是最终导向毁灭）——他创造了“夏光”。
夏光，这个聪慧、自信、光芒四射的角色，她是郑微岚的ideal ego的彻底外化与人格化。在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中，主体通过一个外在于自身的、通常是理想化的形象来构建初步的自我认同。郑微岚在现实的“社会之镜”中只看到了一个破碎、卑微、不被看见的影像，于是他为自己创造了一面全新的、完美的“想象之镜”——夏光。她拥有他所渴望却不敢拥有的一切特质：表达的勇气、被爱的资本、存在的分量，甚至是一种略带侵略性的魅力。
那个真实的、被称为“郑微岚”的自我，在持续的压抑下被挤压到意识的角落，日渐萎缩；而那个理想的、被称为“夏光”的幻影，则汲取了他全部的精神能量和情感投注，愈发膨胀、鲜活，乃至开始具有自主意志。这并非一种健康的艺术家人格的多面性，如同莎士比亚能化身为其笔下的各色人物而自身主体依然完整。郑微岚的创造伴随着对自身主体的谋杀。他通过夏光去爱，去创造，其代价是“郑微岚”这个人在现实关系与创造性活动中的实质性“死亡”。
微岚：镜子里的你侵蚀我内心
成为另一个我
从未曾有人真心地爱过我
连我都讨厌我自己
在荒芜世界里饱受折磨
我陷入你的甜蜜沼泽
是你让我可以享受被爱的梦
夏光：是我让你可以享受被爱的梦
没有了我
你还能奢望些什么
微岚：
没有我你也别再想要奢望什么
在他的眼中并没有我
我曾经爱慕他的温暖
阳光下他闪耀的模样
现在消失无影踪
这种深刻的人格分裂，不可避免地导向一个自我欺骗与关系欺诈的恶性循环。他既享受着作为“夏光”从海鸣那里获得的文学上的认可与情感上的亲密（“他叫我来到这里，是否已读过信…最后他写下的那封信”），又时刻生活在身份被揭穿的巨大恐惧之中（“先生如果知道是我的话…”）。他为了维持这个幻象，不得不编织更多的谎言，从虚构病情到代写情书，甚至间接导致了七人会被举报后的信任危机。在后面夏光（作为他分裂出的人格）甚至指责他写了举报信，这映射了他潜意识中可能存在的、为了独占海鸣而不惜破坏其现实社交的阴暗面。这一切都使他陷入更深的自我厌恶与道德焦虑。
莱辛在论及悲剧人物的激情时强调，我们必须能看到其情感的合理进程。郑微岚的全部痛苦正在于此：他无法整合作为“被爱慕者夏光”的虚幻狂喜与作为“欺骗者郑微岚”的真实恐惧和负罪感。他的情感始终是撕裂的：对夏光所承载的“被爱可能性”的依恋（实为一种曲折的自恋），与对“郑微岚”本体的深刻厌弃，在他内心持续交战。他的每一次以夏光之名获得的成功，都是对“郑微岚”这个真实主体的一次重申与同时进行的放逐。最终，当海鸣缠绵病榻拒绝承认他就是夏光，并质问他“你为什么要杀了我的夏光？”时，郑微岚试图回归真实的努力被彻底击碎，他失去了现实和幻想中的双重身份，陷入了存在的绝对虚空。
但是郑微岚的人格缺陷并不仅仅是内向与外放、真实与幻影的对立，它还与外界的视线发生了决定性的交汇。正是在这一点上，海鸣的误认——他从一开始就把“夏光”当作女性——成了悲剧最具讽刺意味的引线。
这是最难以理解的一点，为何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会如此理所当然地将文字背后那个与自己灵魂共振的存在，径直锚定为一位女性，并迅速坠入“彼此相爱”、“说不定会结婚”的狂想。这并非一个无可挽回的命运捉弄，而更像一个由预设与幻想催生出的、一厢情愿的剧本。
当时在剧场里，为了继续看下去迅速想了几个借口：1）海鸣是性缘脑且是传统异性恋 2）在那个时代下“细腻”“感性”“忧伤”的文风，常被不自觉地与女性气质挂钩 3）他渴望的不只是一个读懂他的人，而且是他的缪斯。在古老的文学传统中，缪斯女神总是女性的形象。于是他将自己对完美文学伴侣的想象，不自觉地投射到了这位神秘的通信者身上。
不管怎么开脱，对海鸣而言，文学的光辉似乎必须披上某种“可欲的性别外衣”才能被确认。这使整个悲剧的基石显露出一种近乎荒诞的浅薄。郑微岚深入骨髓的自卑让他无力也无意去纠正这个错误，反而顺势躲入了这个为他量身定制的、更“安全”的阴影里。于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灵魂交响，其最根本的和鸣，竟建立在一个无声的谎言之上。
海鸣所深爱的，从来不是那个与他通信的、活生生的“创作者”，而是他亲手为自己描绘的、“夏光小姐”的肖像。这一点在结局可以再次确认：他一边说“这一束花希望你能替她收下”，一边说“无论究竟是谁 我的爱慕之心 它只属于信件另一边的你”。
当悲剧的千斤重担，最终压在一根名为“性别误认”的细线上时，它所引发的不仅是同情，更是一种深刻的失望。悲剧那源于性格与时代洪流不可调和的崇高感，在这里无可避免地滑落了，降格为一场因沟通失语而导致的、本可避免的连环失误。
接下来，当我们将目光从郑微岚与海鸣之间那略显促狭的悲剧舞台移开，试图去审视其身后更广阔的天地——即“七人会”及其所代表的时代洪流时，一种更深的失望便会浮现：这部作品在历史纵深与集体叙事上的怯懦，使其精心构筑的个人悲剧最终悬浮于真空之中。
这是观剧时另一个难以释怀的症结——本应作为时代精神堡垒的“七人会”，其形象是如此浮泛与苍白。它更像一个姿态性的文学沙龙，一群作家聚在一起，高喊着“艺术不能被控制也不能沦陷”、“打破这出极界的沉寂空气”等漂亮而空洞的口号。他们的抗争被简化成了在编辑部内焚烧书籍、对读者批评发发牢骚、以及在一封来历不明的“举报信”面前便迅速分崩离析的儿戏。我们看不到他们的文学如何具体地“冒犯”，也看不到强权如何实质性地“压迫”。所有的冲突都被笼罩在一层安全的、模糊的薄雾里，使得这群本应背负着时代重压的文人，其痛苦与挣扎显得轻飘飘的，仿佛一场自我感伤的角色扮演。
问题的核心：创作者不敢让时代的铁蹄真正踏碎他们的诗稿。 我们被反复告知这是一个“天昏地暗”、“慌乱压抑”的时代，却几乎感受不到这时代具体而微的残酷性。那“还不存在的电子设备”和“被占领的土地”的提示是一种取巧的、规避具体历史指涉的叙事策略。这种对历史背景的半透明处理，使得七人会的所谓“理想”与“坚持”，因缺乏真实的对手和险恶的处境，而丧失了根基与力量。
在观剧时我试图辩护：他们反复争论“文学之用”，恰恰证明了他们无法在那个时代心安理得地沉浸于“纯文学”的象牙塔。然而，对比韩版原作，这种辩护显得如此无力。问题的本质并非他们是否讨论“用处”，而在于中版的创作自身为他们剥夺了讨论“用处”时所必须锚定的具体历史坐标。
在韩版的语境中，七人会的辩论拥有清晰无比的“对手”。评论家指责他们“不体现时代精神，只追随东京文坛”，而他们则铿锵有力地反驳：“他们总说，你们七人会搞什么纯粹文学，你们就是没有思想的异端分子”、“文学家难道就得像卡普一样出去喊喊口号才行吗？” 正是在与这种外部压力的对抗中，他们提出“在这样艰苦的时代里，如果朝鲜人连自己的情感都失去的话，这也是一种掠夺”，并将自己的活动定义为“以自己的方式守卫纯粹文学，做着激烈的斗争”。
至此，文学的“纯粹”不再是一种逃避，其本身就成为了一种抵抗的姿态——在殖民统治下，守护民族语言的细腻与个人情感的完整，就是对文化同化最直接的、最具斗争性的反抗。 “守护情感”由此从一个抽象的文艺概念，升华为对殖民逻辑的否定，是对人之为人的尊严与主体性的捍卫。
反观中版，背景被具体锚定在1940年代从“孤岛”到“沦陷”的上海——这个本可成为文学如何生存、抵抗与定义的绝佳战场时，创作者却令人遗憾地选择了回避。正是因为对待历史背景太过谨慎小心，七人会的一切言论都失去了重量。他们的“抵抗”因没有明确的压迫者而显得无的放矢；他们的“痛苦”因缺乏具体的社会维度而沦为文人式的伤春悲秋。丁宁在发布会说出“先生们用生命告诉我们，哪怕是在最黑暗的时刻，文学仍然是能够指引人拯救人的那一道光”时，这句话让我感到“无病呻吟的文学男强上价值”……在一个被模糊处理的“黑暗时刻”里，我们未能亲眼见证文学如何具体地“指引”和“拯救”，反而目睹了它如何间接地“误导”并“毁灭”了海鸣与微岚。
其结果便是，郑微岚的悲剧被彻底“去历史化”了。他的痛苦，他那致命的自卑与对认可的渴求，本应是与一个具体而残酷的时代相互撕扯、相互映照的产物。但当外部世界仅仅成为一个模糊的、象征性的“逆境”背景板时，他所有的挣扎便只能向内坍缩，完全收束于个人的、心理层面的缺陷。这无疑削弱了悲剧的普遍性与批判性——它让我们觉得，这只是一个极端敏感、脆弱的个体在一个并不那么极端的环境下，自行演完的一场崩溃。
最终，这部作品在两个层面都未能彻底深入：它既不甘于只做一出纯粹的心理（爱情）剧，又无力承载一幅壮阔的时代画卷。于是，七人会沦为推动主人公命运的一个苍白布景，而本该为个人悲剧提供必然性与沉重感的时代，也只发出一声遥远而空洞的回响。一次对文学、爱与责任在洪流中如何自处的，更为深刻的叩问就此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