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需要一场多人对战游戏。
近期的观点是：人们寻求的不是战争，而是战争中的身份认同。共同的”敌人”、明确的等级制度、集体行动的快感、还有为”正义事业”牺牲个人时间金钱的道德感，一种零成本的英雄主义。即使它太依赖外部对抗了。一旦没有敌人这个身份就会空虚。所以总要不断制造或寻找新的”战争”，否则这个共同体就松散了。 不过总的来说还好。人类天生就具有游戏性，这也算一种维系群体生活的手段。无聊的时候可以浅玩一下。
小说圈、部落主义与性别化的指控
马上要2026年了,舍敌依旧天真地认为自己处在一个纯洁的小说聚集地。殊不知,她早已将文学消费置换为身份政治的战场——在她那里,文本不是供批判性阅读的对象,而是沦为部落认同的图腾。她所实践的,正是一种典型的饭圈式的阅读模式:拒绝文本细读,拒绝互文性分析,拒绝一切可能动摇其符号忠诚的理性审视。福柯说过”作者已死”,但在饭圈化的文学景观中,作者被重新神圣化为不可冒犯的权威,而读者则自愿退化为护教者。她捍卫的不是作品的美学价值或叙事独创性,而是她在这个虚拟共同体中身份——质疑作品就等于质疑她的社群归属,这种防御机制本质上是前现代的、部落主义的。更荒诞的是,她连自己声称热爱的文本都无法准确复述,却要以”真爱粉”的名义发起道德审判,这恰恰暴露了她的不纯洁性:情感投资取代了认知劳动,standing取代了understanding。到头来，舍敌捍卫的不是文学，是她在这个虚拟部落里的站位——质疑文本就是质疑她的归属，批评作品就是驱逐她的身份。她把饭圈那套护食逻辑搬进文学场域，以为换个招牌就能把部落忠诚洗白成审美品味。但可笑的是，她甚至说不清自己捍卫的到底是什么——叙事?风格?还是只是一个模糊的、不容质疑的standing……这不是文学阅读，这是身份认同的战壕游戏。2026年了，文学在这里早就死了，剩下的只是互相取暖的篝火和驱逐异端的私刑。 嗯，有必要说明一下。前面用”饭圈化”批判舍敌，只是个方便的说法。但这里得说清楚：我从来不觉得”饭圈”有什么特殊的。事实上，我一直坚信：从任何一群人开始自称”xx圈”的那一刻起，这个群体就已经不纯洁了。而”饭圈化”之所以成为专有名词，仅仅是因为饭圈是最早大规模聚集女性的地方。任何圈子人一多都会这样——学术圈、游戏圈、技术圈、文学圈，概莫能外。 让我们诚实点。当任何群体开始叫自己”圈”，某种腐化就已经完成了：划边界：谁配说话，谁是外人立规矩：什么能说，什么是背叛造图腾：什么东西神圣不可侵犯搞私刑：谁敢质疑就群起而攻之 这套玩意儿跟你讨论的是偶像、小说还是量子力学毫无关系。人一多，群体动力学就会把理性碾碎。个人的判断力被集体情绪吞噬，站队比思考更重要，而”我们”的纯洁必须通过驱逐”他们”来证明。学术圈有导师-门生的忠诚链条，质疑老师的理论就是背叛师门。游戏圈有主机圣战，PlayStation玩家和Xbox玩家互相鄙视到你死我活。程序员圈有语言战争，PHP和Java的信徒势不两立。文学圈有美学站队，”纯文学”看不起”类型小说”，”严肃作家”鄙视”网络写手”。“饭圈化”这个词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成功地把性别歧视伪装成了社会学观察。你可以站在”理性””批判””学术”的高地上，对女性主导的空间进行系统性的贬低，而不必承认自己在搞性别歧视。因为你批的不是”女性”，你批的是”饭圈化”——一个看起来客观、中性、技术性的概念。但这玩意儿从头到尾都不中性：女性的情感投入 = 非理性男性的情感投入...
站队、抛弃与救赎
有些观点在脑海中盘旋许久，虽未臻完善，但觉不吐不快。暂且将其作为一种可能冒犯主流的“思想实验”记录下来。 一、女权主义者没有为所有女性站台的义务。 首先，传统理解上，Feminism的终极目标是解放所有女性。这是毫无疑问的。 然而，随着性别议题的发展大家逐渐意识到女性群体内部存在巨大的差异（阶级、种族、性取向、宗教等）。当然这个自然得涉及到“交叉性”原则了。 其中关于我的观点： 1.有些冲突矛盾是双方不能相互理解的。比如最近在金鸡奖颁奖典礼上《好东西》演员拿了奖，《出走的决心》颗粒无收。于是社交媒体掀起了对“小资女权”的批判。...
什么东西是赤道上空有、网友没有的？
每次在互联网的公共场所撞见那句“赤道无哲思”时都无法抑制一种本能的警觉与反胃。多么懒惰、多么甜蜜的麻醉剂，以一种精炼的“高级感”姿态，迅速而高效地完成了对地球上一半智性生命的放逐与封禁。那些乐此不疲转发、引述这句话的人正是在收受一笔巨大的文化贿赂——他们无需耗费任何心力去理解拉丁美洲解放神学对贫困与压迫的激进批判，也无需躬身倾听非洲口述史中那些与土地、群体共生的复杂伦理结构。他们只需掷出这句漂亮的、概括性的“真理”，便能瞬间获得对整个“异域”的文化优越感和智识排他性。……这种逃避知识劳动、逃避差异对话的倾向是如此诱人，以至于我们心甘情愿地成为了这殖民残渣和白人中心论的传声筒。 A：这种断言之所以具有强大的传播力，恰在于它提供了一种一劳永逸的认知舒适区，让我们得以通过一个简单的地理坐标，完成对全球一半智性生活的系统性否定。这不是一个经验性的观察，它是一个经典的殖民话语的残渣，其功能在于为权力提供合法性背书。 这套理论的核心是环境决定论。在殖民扩张时期，它被精心设计，旨在将气候与道德、心智能力建立起虚假的因果关系。寒带被设定为理性、节制与文明的发源地；而热带则被定义为感性、懒惰与原始的温床。这种二元对立的知识生产，是典型的东方主义在地理上的投射。它将欧洲的理性思辨、书面逻辑，抬高为“哲学”的唯一范式，从而系统性地将赤道文明中以口述、神话、伦理实践和生态智慧为载体的思想体系，贬低为“民俗”或“迷信”。 知识在此刻完成了其最卑劣的使命——服务于掠夺和统治的意识形态武器。而更值得警惕的是，网友在本土的互联网上反复引用这句舶来的断言时正在完成对自身心智的自我奴役。我们在不假思索地内化和复述一套曾将我们自己划“他者”的知识霸权，以这种自残式的知识传播，来逃避对我们自己文化中哲学断裂的真正反思。 B：“赤道无哲思”这句话的成立，并非基于赤道人民没有思辨，而是基于网友只承认（或许是因为无知）一套极窄、极度排他的哲学范式。 什么是哲学？在殖民知识体系的设定中，哲学必须以古希腊理性主义为起点，以德国古典哲学为标高，必须是白纸黑字的、以逻辑论证为核心的、有着清晰作者归属的知识体系。必须像一件被放置在博物馆中的文物，干净、整齐、可供审视。...
“窝头”里的众生相：话剧《窝头会馆》对时代变迁的“以小见大”
一、 引言 作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庆祝建国六十周年的献礼剧目，话剧《窝头会馆》延续了《茶馆》式的“以小见大”传统，通过描摹市井小民的家长里短来反映时代变迁，其内核不止于对风俗画卷的展示，更是一部充满痛感与悲剧力量的历史寓言。 剧作将叙事时空锚定在1948年的北平——一个处于新旧政权交替临界点的特殊历史时刻。此时的北平城正如剧中的“窝头会馆”一样，外表摇摇欲坠，内里千疮百孔。外有解放军兵临城下的隆隆炮声，内有改革失败引发的恶性通货膨胀与社会失序。在这个黎明前最黑暗的寒冬，栖身于这个破败小院里的几户底层房客——房东苑国钟、前清举人古月宗、厨子媳妇田翠兰以及保长肖启山等人，正如蝼蚁般在生存线上挣扎。他们的喜怒哀乐、算计争吵，乃至生老病死，无一不被那个动荡的时代紧紧裹挟。 文学艺术是时代的镜子。在该剧中，人物的极端行为与性格扭曲——无论是苑国钟对金钱近乎病态的执着，还是古月宗沉溺于鸦片的精神逃避，抑或是邻里之间为了生存资源的互害式争斗——都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个人道德的缺陷，而是那个病态社会在个体精神上留下的深刻烙印。 二、 外部压迫机制：经济崩塌与权力失序的双重绞杀 人物的命运并非由其性格单一决定，而是社会合力作用的结果。在《窝头会馆》所处的1948年北平，这种“社会合力”呈现为一种极端的破坏性力量。此时的旧中国社会正处于全面溃败的前夜，经济体系的恶性通胀与政治权力的基层失序构成了两道绞索，死死勒住了底层民众的咽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