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垢忍辱之小组作业
刚结束了一个被折磨半周的小组作业。结果还算满意，我们是现场唯二被老师夸赞的小组。但是难以高兴起来，因为她把另一组夸得天上地下绝无仅有，轮到我们就只是说：我觉得你真的可以去做这个产品，如果预算对你来说不是很高的话，你真的可以去试试，就算做不成在这个过程中也会收获很多，可以写进简历了。 Another unpleasant aspect：老师是对汇报的舍友说的这句话，同时她认为这个idea是舍友的。我无语。 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 这句话之前应该加上：被忽视是不表达者的宿命。...
一声呜咽，世界就是这样终结。
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强忍泪水，却又不清楚究竟是为什么……所有悲伤和思念都如排山倒海袭来。 我想起今年暑假的某一天，酷暑。下午我妈接到一个从老家打来的电话，是我发小的妈妈。她们原本只是平常地说着话，说着说着，我妈的声音忽然哽住了。我站在一旁，什么也没听清，只隐约听到一句“没了”。我急着追问发生了什么，却没人回答。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哭。我以为是奶奶出事了……因为前一天我们才刚回过老家，当时我心底有一股不好的预感，但是不敢细想……后来才知道是虚惊一场，可结果也并不比那好多少。去世的是一个很亲近的哥哥：我发小的爸爸、我爸爸的发小。我的第二反应还是哭。这怎么可能？上个月我周末回家时，他还和我爸一起去学校接过我。 在我的记忆里，他一直是白白胖胖的，性格温和又风趣。每次见到我，都会先叫一声我的名字，然后笑得很开心。2023年我高考结束，我爸我妈还专门以我的名义请了他们一家办升学宴（因为我复读了一年，发小已经上了大一）我已经好久没见过他们了，高中三年我几乎没怎么回过老家。可即便如此，也能一眼看出他瘦了很多。酒过三巡，我妈打趣他是怎么瘦下来的，有没有什么秘诀可以传授传授……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时候他已经得了糖尿病。 再一次见到他是我上大学之后。大一某天我想回家，原本已经买好了高铁票，可我爸非要开车来接我（学校离家开车两个半小时）我拗不过，只好退了票。那天我走出校门，看见他和我爸一起等着我。他还是笑着喊我的名字，顺手从我手里接过行李箱放进后备箱。 回家的路上，他们聊了很久。我坐在后座犯困，断断续续地听见我爸问他的病情、医生怎么说。他说现在要每隔四个小时给自己打一次针。我爸问那岂不是晚上也睡不好？他只是苦笑。后来话渐渐少了，我爸叮嘱他多喝水，说家里人不在身边要照顾好自己，又提到我们家借给他的钱不要着急还。...
无妇可挈，无雏可将，唯鬓有丝。
小组作业还有一周期限，目前进度为零。这空虚的数字。几日前我们曾见缝插针讨论过选题。舍友提出三个方案后又一一否决。后来让我过目：无逻辑，无新意，无成功之可能。 昨日我又提一案，舍友不置可否，转移话题（刚刚她倒打一耙，指责转移话题者是我）甚想问：究竟谁是组长？ 今日另一组舍友先行汇报归来，赐教两句，分工便在我脑海中（以及习惯里）自然成型：舍友上台汇报，我做除汇报外的一切。 舍友乃废物之典范，她倒也有自知之明，偶尔表达几句自己良心有愧，然后欢快地划水去了。划着划着，连她唯一的汇报职责都难以胜任。 如此看来，我们两人小组，无论组长名义为谁，实际leader恒为我。此前舍友自觉受压迫深重，意欲起义。于是（在某五人小组中）我拱手让贤，由她全权统领。最终我们辜负众望——做出四人刚及格之成绩。舍友独得八十分（我至今未解其故）。她大受打击，我的成绩也大受打击。自那以后，我再不敢撒手，只能奉行权一则事成。 现在躺在床上，处于情感脆弱阶段。好痛苦。总是在小组作业开始前说服自己不要多负责做一个普通组员就好，然后在过程中揽下一个又一个任务。性格问题短时间内无解，唯一有可能但绝对不可能的解决方法是让舍友提高技术水平。……越想越觉得无路可走，唯有逃离一途。可惜夜深人静，辗转难眠，形影相吊，连私奔人数都凑不齐。
只剩泪水还在替我言说。
关于下午的艺术市场营销课。去学校旁边的、有艺术乡建扶植的村子调研。第一个村子走完流程，我们在村委会前蹲着歇脚翻看照片，然后一个小孩推着自行车慢慢走了过来，问我们：你们在找什么东西吗？舍友连忙摆手说谢谢你，我们不是。然后又想着寒暄一下，问：小朋友，你上几年级啦？小女孩说：没上学。我和舍友当场愣住。然后舍友又问：没上过学吗？小女孩说：对。然后慢慢推着自行车走了，边走还边回头看我们。我们俩一瞬间简直要哭出来了，小女孩穿着破旧的老式的棉袄、脸上脏兮兮的、佝偻着背，她刚开始走过来，我们还以为是一个老奶奶……我完全不可置信，这个村子虽然小了点，但是马路是崭新崭新的，还有不少已建的、待建的艺术活动设施，舍友说看着比她老家有钱多了。老师给的调研提纲里还有一个任务是采访居民。其中一个问题是：要问问他们家里有没有孩子啊？他们愿不愿意让他们的孩子跟着我们的计划一块儿走出去，走到学校或者是美术馆儿、博物馆。我们拿着这些问题，结果在“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牌子底下，一个小女孩告诉我们，她一节课都没有上过。我真的忍不住流泪……纸面上的“乡村振兴”“艺术赋能”“共同富裕”，全像一阵风一样从我脑子里吹走，剩下的只有一种沉甸甸的、落差形成的眩晕。 第二个村子更是偏远。叮叮当当坐大巴坐了四十分钟才到。但是还没下车就把我们惊到了：宽阔干净的街道，到处是一层小别墅，好多非遗活动艺术市集手作之类的店，旁边还有两个很现代化的农场。这是什么乡村？简直比市区还时髦……村子里的负责人带着我们和老师们巡一圈，讲解“这个中药的年产量……”“二百万一只的锦鲤……”，头头是道。后来我们可以自由活动，发现后面有片区域是“原生态村庄”，于是走过去看看。……破败的土墙、灰扑扑的街道、不见年轻人。这对比太让人震撼了……我真的难以理解，为什么同一个乡村，可以同时呈现两个完全不属于同一世纪的世界？为什么艺术的建设能先一步落地，而最基本的教育却落空？为什么外表光鲜的“振兴”里，有孩子连学校的门都没有迈过？ 我已不知道调研报告要写什么……
生活在嘴上。
好了。被迫参加的那个比赛结果水落石出了。意料之中，我们获得了特等奖拿到了证书。意外的是赛方只给了一个团体证书。舍友：（眼巴巴）你说谁拿着这个证书呢？我：我提的想法我写的策划案我做的PPT你说谁拿着呢？ 友：（愤愤不平）你做了90%的任务，那她做了什么？我：她上台汇报。我们早已形成了固定分工——我做大部分工作，她上台汇报。友：（不解）你都做到这个份上了，难道不能顺便一起上台汇报吗？我：我懒得说话。 这实在是件羞涩的事情：大部分时间，我对发声怀有一种深刻的惰性。 说话，对我而言，远非轻松的交流。它意味着需要从我的身体中，挤压、提炼出一段段清晰的、有明确意图指向性的口头语言，然后吐露。这是一种对自身能量的削减，对精神完整性的耗损。 这学期上了艺术批评学，我向往已久的课程。老师虽然性别立场上和我有分歧，但是专业能力过硬且是真的在用心教学。上课时间，她会大量设置问题。有时提问有时自主回答。 目前课程过半都未问到我。每当遇到一个我极度感兴趣、思路清晰到可以立刻成文的问题时，我内心其实很想举手起立。但每一次想到“我要回答问题”这件事情时，一股巨大的疲惫”便会席卷而来：我要提前在脑海中组织我的复杂思路，将其编译成口头语言；我要起身，开口向老师和整个教室解释我的观点；我还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应对她可能提出的疑问或挑战，继续进行解释和辩护。想到这一连串的社交和思维劳动，那股举手的冲动就像被一个无形的、沉重的闸门拦住，瞬间冻结。这实在太累了。...